的那枚硬币，一片哗然。

祝遇愣住了。

肇事者自己蹦起来，是一个平时就很调皮的小男孩，他咧着缺门牙的嘴：“祝遇，你前面怎么没有放个碗呀。”

祝遇的大脑一片空白，没有生气，没有伤心，只是呆愣愣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我看到书上，有个拉二胡拉得很好的乞丐，拉二胡时前面就会放个碗……”小男孩越说越兴奋，两根手指比成一对圆形的墨镜架在鼻梁上，身体左右晃。看得出来，他很急着炫耀他的知识储备。

但还没有等他说完，他就被打断了。苏确蘅从位置上倏得站起来，然后大跨步走到那个小男孩面前，严肃地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别人？”

她就这样盯着那个小男孩，小男孩的笑僵在脸上，：“我只是想开个玩笑。”

“不可以这样开玩笑。”苏确蘅说。

对峙了几秒，小男孩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畏畏缩缩地走到祝遇面前，捡起硬币，低下头：“对不起。”

祝遇说：“没关系。”

这才是祝遇的第一次谢幕。

幼儿的心智，大多都是一片混沌，没那么多坚实的恶意值得去长期置气，但有个问题始终让祝遇难以忽视，那就是，这人的表现欲这么强，为什么非得选择扔硬币呢？而且，为什么唯独朝着她扔，难道别的乐器的演奏家里没有乞丐？

后来祝遇发现：还真没有，至少在文化符号上没有。只有她给旁人提供了被用这种方式捉弄的契机。

这引出了一个更可怕的结论，那就是，音乐，从不仅仅是音乐本身。

尽管严格意义上，每种乐器都只是个发声工具，你甚至可以拿教堂里的管风琴奏上一首土嗨短视频神曲。但音乐从来都是感性的，每种乐器给予人的感受都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高低贵贱之分。

无数的影像、书籍、还有街头巷尾的故事，早已把听众的耳朵腌过一遍，同样的曲调，落在不同乐器上，就长出不同的脸。西乐几乎都是高贵神圣且磅礴的，而民乐则各有千秋，笛子是小桥流水或者清风朗月，萧是孤寂和肃杀，琵琶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古筝和古琴是高山流水，唯独二胡，在大众集体潜意识里，是“残阳、天桥、墨镜、要饭碗”。

这很离谱，明明二胡是民乐里最常见且不可替代的乐器之一，但事实就是这样。辩解再多，人们的潜意识也是不会变的，你也很少见到哪本书里，一个“偶像型”的角色玩的乐器会是二胡，想象一下吧，明月高悬，玉阶飞檐，大侠独倚城头，横笛一曲，清音破云，或者青衫猎猎，膝上奏琴，好像都挺合情合理的。但你能想象大侠坐在城墙上拉二胡吗？想想都觉得煞风景。

后来，祝遇还发现，乐器不仅文化内涵有所差别，演奏姿势更是有美丑之分。比如，拉小提琴就可以潇洒地站着，但拉二胡只能一屁股坐凳子上，当然，现在也有基座可以让人把二胡捆在腰上演奏，但那终究不是主流，任何人，哪怕是二胡演奏家，听到二胡表演的第一反应还是坐着的。即使是坐着，二胡演奏也不属于很有美感的那类，两只手左右摆来摆去，远没有吉他或者琵琶扫弦的样子那么带劲儿。

这无奈的状况让祝遇大为失望，她愤恨自己为什么不在见多识广之后再开始选乐器。她明明是想和苏确蘅平起平坐，一起站在舞台上，结果一个是敦煌壁画里的飞天，一个是脚边滚着铜板的乞丐，失策失策！

不过还好，她年纪还很小，要开启一场“咸鱼翻身”之路，还来得及。

小学一年级，祝遇对妈妈说：“那我能不能不学二胡了？我想学别的乐器”

祝和安在她的脑门儿上弹了一下：“前面还夸你不三分钟热度呢，选定了一个就别想换了，再说，你不是拉得挺好的吗？”

祝遇说：“可是好多人说二胡是乞丐拉的。”

祝和安戚了一声：“他们懂个屁，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话当回事儿？”

任由祝遇怎么软磨硬泡，祝和安就是不同意，甚至还生出了一种要让祝遇“借此练习心理承受能力”的心思，她给祝遇灌鸡汤：“那些人的话都是你前进路上的杂音，不用在意。”

成年人们就是这样，他们总是以为“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人不是这样的动物啊，可悲的群居动物真的能把同类的言语当成无用的杂音吗？尤其是在情绪占主导的小孩子心里。

祝遇只能请求：“那我能不能多学一个乐器？息息姐姐不是学笛子的吗？我想跟姐姐一起学竹笛。”她盼望着“双管齐下”，好像能起到中和作用。

这同样遭到了祝和安的一票否决：“贪多嚼不烂，想都别想。”

这让祝遇非常绝望。不过离奇的是，祝遇二年级的一天，在家族聚会时，许息的爸爸，也就是祝遇的叔叔，向许平程抱怨：“现在的孩子，压力真是越来越大了，息息上了初中，音乐和美术居然也要期末考试，一个期末考十一门，快要累死了，折磨家长折磨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