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上书引起了王莽的兴趣。他的名字在《汉书·王子侯表》中不载，可能是元始五年明堂刚刚落成、王莽主持首次明堂祫祭时大封的诸侯之一 11 ，因此对王莽心存感激。在举国献祥瑞之时，刘京也呈上了一则极为直白的符命。

刘京在上书中说，居摄三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字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一样的梦，梦中有一人，自称是天公的使者，特意来告诉辛当一句话：

摄皇帝当为真。 12

还说，你若是不相信，“此亭中当有新井 ”。第二天，辛当一早起来就下楼 13 去看，果然发现亭楼下有一个百尺深的井。

临淄县的亭长梦见符命，为什么不通过上级齐郡的长官，反而通过隔壁的广饶侯传递到王莽呢？这说明此事极有可能是刘京所策划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向王莽献出祥瑞，其动机毋庸多言。

但刘京所献的符命是梦话，空口无凭，唯一的证据——那口显然是提前挖好的井——又无法移动，所以这个符命是比较拙劣的，之所以被王莽看重是明确说出了“为真 ”这两个字。幸好，还有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奏说巴郡宕渠 14 县出了一个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奏说扶风的雍县出了一块有图案的黑石 15 。这两件事就证据确凿，王莽决定要亲自迎接这些符命。

居摄三年冬至那天，是十一月初九壬子 16 ，巴郡宕渠发现的石牛被送到未央宫前殿；过了六天，是戊午日，雍县黑石上的图案也被抄送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与堂兄弟、太保王舜亲自去验看，忽然天上刮起大风，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清。待到风停，王莽和王舜赫然发现有一块铜制的符和一张帛书落在石牛之前，上面写着几行字：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17

这些刮风降符之事，证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就唯物的常识来说，这铜符、帛书都是作伪。但汉人本来就普遍笃信鬼神，也相信天降符命，所以此事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出疑问。

又六天后的甲子日，王莽向王政君正式报告。已经快八十岁的她，看惯了王莽每隔几年就搞出一些类似的符命、祥瑞。这次看到这道符命，心里会怎么想呢？

她可能会想：这个符命只说“承天命”，却没说天命到底是什么，怎么承。

王莽的解释是，符命的意义是让他当彻底的“假皇帝”。从前，周公“居摄称王”，《春秋》鲁隐公 18 摄政称君，这两件事情都为儒经所赞许。也就是说，周公、鲁隐公都是摄政，但儒经并没有称之为“摄王”或“摄公”“摄君”之类，《春秋》是把鲁隐公作为正儿八经的君主记录的。所以，王莽建议去掉“摄皇帝”里的“摄”字，任何情形下都称为“假皇帝”。

前面已经说过，“摄皇帝”意味着代理职权、主持工作，而“假皇帝”是代理职位，“假皇帝”高于“摄皇帝”。王莽这次又向前进了一步。

但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了。又是新井，又是石牛，又是铜符帛书，王莽费了很大力气，却仅仅去掉了“摄”字，仍然没能突破“假”的范围。这其实说明，王莽仍然没能找到扬弃“周公”模式的好办法，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横亘在他的面前：

要走怎样的合法程序，才能让王姓的假皇帝取代刘姓的皇权，成为真皇帝？

我们不妨帮王莽捋一捋：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

一种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邈远。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禅让这种观念的复兴，主要是在战国。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就要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袭，主张“选贤与能”，而君主的禅让是选举贤能的最高级形式，这才有秦孝公曾想禅让给商鞅、燕王哙禅让给国相这样的事。其实，从战国后期到汉朝，选举贤能是很多君主帝王认可的理想。刘歆的父亲刘向在《说苑》里讲了个故事，始皇帝说：“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立太子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19

汉文帝当然不会真的要选贤而禅让，这只是他立太子时的谦辞。但他毕竟出生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后战国”时代，离战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