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大汗在长安跳舞给大家看了，现在咱们的二圣反过来在上京跳舞给金人看。大唐就算把拳头舞出残影，附属小国也会心悦诚服地赞叹大唐的恩德。大宋年年‘赏赐’西夏，西夏国主满脑子想的依旧是怎么趁机侵占大宋领土。

赵芫无奈地扶额，我能和受难的小弟平等贸易，已经很善良了好吧。君不见未来的世界小弟是要定时缴纳保护费的！

理想：拳以德立，无德无拳。

现实：德以拳立，无拳无德。

李纲这样的聪明人当真不懂吗？不，他们很懂。私底下做生意时比谁都精明，比谁都会赚钱。可一旦上升到国家理想，便忽然成了另一回事。大家都太向往曾经的辉煌盛世了。

第139章 李纲调任

李纲对坚持大宋传统外交政策的固执程度超乎了赵芫的想象，经过上回的会议之后，赵芫又召开了几次中枢会议，但以李纲为首的几名重要中枢大臣始终坚持对待周围小国的朝贡-赏赐-贸易的政策不变。不能将支援和贸易画等号，支援必须处于‘恩赏’范围。

赵芫不得不花时间重新细致研究一遍这套理论，从中寻找突破口。相关的政策大宋已经实施了百年之久，实质上形成了固定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利益链条。对于要不要维持这套政策，其实每一任皇帝执政期间，朝野都曾经发起过辩论。

因为大部分宋帝心里还是想打仗的，想收回失地。一旦这么想了，就要考虑取消以朝贡、岁币维持的边境安稳，反过来通过发展边军实力来镇守、收复边疆。但每次都被文官给按下去了。

原因嘛，很简单，每次皇帝想通过打仗来实现抱负时，就会发生‘大败’的悲剧。有败仗背书，文官们提出的“以财息战”政策的正当性、合理性便无限拔高起来。

仁宗时期，范仲淹给算了笔账，供养二十万边防军年耗3000万贯，而岁币支出仅为其1/10。神宗时期，王安石推动保甲法、将兵法，企图改变这一政策，结果元丰四年五路伐西夏的惨败。

根据户部历年文书记载，岁币支出在神宗朝年均约150万贯，而熙宁年间中央财政收入约6000万贯。对夏战争年均耗2000万贯。到了徽宗时期，虽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各方损耗亦不断拉高，这还是在没有努力发展军事的前提下。

实践下来的对比在文官们的视角来看，结论：这一政策绝不能改变。

供养军备老化的边防军花费都是个天文数字，更别说要打造各部军队里的骑兵队伍。当真是在举全国经济支持军队发展。在后世，砸锅卖铁也要发展军备，落后就会挨打等实践经验深入人心，小孩都知道强军的重要性。可如今难就难在未来的经验，前人不知道。

如果不是二圣北狩，如果现在登基的不是赵芫这样能打胜仗的皇帝，那么连全力支持发展骑兵的政策都不可能在大宋朝廷内通过。

真实的历史上，大宋失去半壁江山，国库被劫掠一空，蜗居江南，财政减少，每年还要赔款给外国。被逼到墙角了，朝廷才无奈支持岳家军的骑兵建设，但烧钱烧得大宋君臣们心慌啊。

想岳飞死的，绝不止是秦桧几个奸臣而以。岳飞第四次北伐，南宋军费开支达6000万贯，占财政收入70，引发江南地主激烈反对。当时的参知政事范同甚至直言：“飞若成功，必增兵置戍，民力何以堪？”

《戊辰修史传》中记载理学派官员认为“战必亡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观与“息兵养民”政策暗合。这种思想通过太学、书院渗透官僚体系，形成反战舆论氛围。

单从这些资料中透露出的冰山一角就能看出当时的朝堂究竟是什么气氛，恐怕上上下下为了钱，都会希望岳飞死。岳飞一死，北伐必定失败。反过来说，文人们希望的‘稳定’‘和平’便到来了。

文官集团的理论将岁币与军费进行简单数值比较，忽视地缘安全恶化带来的长期成本。岳飞死后，南宋为自保，被迫在江淮流域维持20万常备军，年均耗资4000万贯，这时候却没有人出来计算花费的得失了。

赵芫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历史资料，但是身在朝堂中，对上下官员们的思维方式了解的更清晰。无非是现在把金人打跑了，失地也收复了，经营了百年的文人思想又要复辟了。虽然她登基以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毕竟时间太短，国家上上下下的主要构架其实仍然属于赵佶时期的，没有形成新的循环体系，很容易思想复辟。

在赵芫看来，很多文人的思维很天真，而且只求当世之稳，不求后世之功。在他们的眼中，汉武帝都不是什么好皇帝，虽驱逐鞑虏、开疆辟土，功在千秋，但罪在当代‘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一边吃着汉武帝打仗带来的万世红利，一边骂着汉武帝打仗劳民伤财。

古往今来，文人论政常陷于“道德优先”的浪漫想象，忽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大国崛起的核心在于能否在关键时间窗口完成战略能力积累，在关键的窗口期一旦缺失，整个国家面临的将是亡国灭种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