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深圳，但和我在同一个公司实习的陈旭却很留恋这里，他爱玩爱闹，深圳的各种酒吧就是他的主场。

半年实习期满，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临走的前一天，我终于闲下来，正巧陈旭邀请我去深圳湾逛逛，他新买了相机，要好好拍几张留念。

几年前薛时绾新年发给我的那棵圣诞树就在深圳湾，虽然圣诞树冬天才有，但我还是让陈旭帮我拍了张照。

我眯着眼睛凑近了看照片：“能洗出来么？”

“可以，”陈旭一口答应：“等回去了我就把照片洗出来，带到学校拿给你。”

陈旭很守信用，我们从深圳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陈旭就洗好了照片，他跑到我的宿舍楼下，让舍友把我叫下来。

“陈旭又在楼下等你了，”舍友笑嘻嘻的开玩笑：“听说你俩本科就认识了？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经常找你出去，还总是在楼下等你，逢年过节还给你送东西，长得帅家境好，还愿意给你花心思，我都想谈一个这样的。你就一点不心动？”

我摇头：“我不喜欢他这样的，谈不了。”

“那为什么不和他直说？”舍友问：“早点说明白，也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

我收拾好双肩背包，单肩挎上，语气平静：“他家里和导师有关系，我要是拒绝了他，以后还怎么在导师手底下干活？我的论文、实习、毕业……说不定都会多出不少莫名其妙的麻烦事。”

舍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问：“但你难道要一直这样瞒下去？瞒到毕业？”

“不用，”我推开门走出去：“我今天就会把所有事都说清楚。”

舍友问：“啊？你拿到毕业证了？”

“我申请到去it读博士的全额奖学金了。”

想去国外读博士的念头早就有了，国外的科技公司工资开的比国内更高，如果这是一个拼命吃青春饭才能有回报的行业，那我脑袋上的头发和大好青春当然要卖个好价钱。

陈旭把洗好的照片给了我，我把准备出国的消息告诉他，他在短暂愣怔后显得比我还高兴，也不等我继续往下说其他的，就兴冲冲地拉着我说晚上一定要出去喝酒好好庆祝一下。

陈旭人缘好的爆棚，他在课题组里一提，所有的师兄弟们都围着我送上祝福，这场庆祝的人数迅速扩张，最后导师都大手一挥，给所有人放了半天的假。

陈旭把地点选在北京一家新开的酒吧里，名字甚至带着点浪漫复古的味道——梦巴黎。

我在北京五年，从没进过酒吧，头一次进来，听着震耳欲聋的嘈杂音乐，看见舞池里一群又一群跳舞的男男女女，只觉得下意识想转身离开。

陈旭拉住我的袖子，劝我：“你都快要出国了，这顿就算散伙饭，给个面子嘛季瑛同学。”

我沉默两秒，最终还是没能把拒绝的话说出口，被陈旭拽着衣袖，走进了梦巴黎。

第24章 薛时绾的深圳

我叫薛时绾，我家对面有个邻居，她叫季瑛。

2006年的九月，我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从学校辍学，南下来到深圳，我随身的行李只有一个旧双肩包，装着妈妈的一撮骨灰和九岁那年和季瑛的一张合影。

第一次来到课本电视里提过无数次的深圳，我身上的钱少到就连黑心中介公司都不稀罕骗，中介把我介绍到一家电子厂打工，每个月三千块，包吃包住。

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拿着三十张钞票数了又数，摸过钱的手放在鼻子下深吸一口气，潮湿的空气混合着纸币独有的味道涌进鼻腔，我这才有了一点赚到钱的真实感。

电子厂的宿舍六人一间，住宿环境比学校强不到哪里去，回南天梅雨季的时候，衣服洗了干不了发霉的臭味和乱七八糟的烟味混在一起，简直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

每天干的工作重复性极高，机械运转的巨大噪音就连带着耳机都不管用，刚开始的那两天我还会塞着耳机用随身听放《好运来》，第三天就彻底放弃了，随身听被我丢在背包里再没拿出来过。

最开始的工段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姐，总是趿拉着一双旧拖鞋，嘴里叼着没燃尽的香烟，嗓门大的吓人，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像是在吵架。

我刚来的时候她教会我干各种活，我因此和她熟悉起来，喊她一声“郭老师”。

她对这个称呼似乎很满意，每次我一叫，她就咧开嘴笑个不停，眼角眉梢的皱纹都快飞起来了。

“哎呦，没想到我这个初中都没念完的人，有天还能当上‘郭老师’。”

她经常在宿舍和别人这么说，每次说完都要点燃香烟，蹲在狭窄的阳台上一边用塑料搓衣板洗衣服，一边咳嗽着抽烟。

电子厂的工人大多都抽烟，不论男女，不论有钱没钱，有钱的车间经理兜里装着软中华，没钱的小时工们也会在下夜班后凑钱在厂子门口买一包不知真假的大前门，就着深圳潮湿的晨风狼吞虎咽地抽完。

我讨厌烟味，从前薛建国在